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问：盖闻至治之世，教化明而风俗美，士之处者皆笃于自治，而仕者皆能称其官。当是之时，百度修而万事理，故上下富足，百姓和乐而臻于仁寿，施及鸟兽草木，皆遂其性。至于蛮夷狄戎，莫不欣欣附焉。其所由者何术而至于斯欤？今士寡廉耻，而希合茍且之俗盛，至于举选甚弊，而百职未修。上下之财不赡于用，元元匮急而轻于抵罪，鸟兽草木未尽遂其性，蛮夷戎狄至勤于禦备之策焉。其不能方古者何谓欤？夫事其末而欲及其本，与泥其迹而求合其变，皆不可也。然则，仿于古而不迂，近于今而不卑，必有其道可得而言焉。昔者孔子语为邦曰：「乘商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曰《韶舞」》。今考其事，尚可复于当世欤？如不可复，则兴今之礼乐者将何说欤？子大夫其悉陈焉。

对：《诗》曰：「古之人无斁，誉髦斯士」。盛哉，周之所以兴也！夫上不能以无斁之心成天下之才，而才有可用者往往堙沦于闾巷，虽豪杰不夸于誉而有待于后世。然内之为宗庙社稷无穷之传，外之制疆埸蛮夷不测之变，非尽得其人而与之谋，则孰能致治哉？嗟乎，百世之后，盛德复见于今日，明诏侍臣，以策草茅之贱。方圣贤相际，万世之一时，经纶之体已熟论而深思，顾寡见陋闻之人，何足以将明之。然而学者所以为己，不知致君爱民之方，则未足尽为己之道。此昔人之所以幡然投畎亩之耕，而愿其君为尧舜之意也，敢不黾勉以承下风。策曰：「至治之世何术以至于斯，而今则未然，请条其故」。夫所谓教化明而风俗美，志士之处者笃于自治，而仕者称其官，盖上能致其知以烛天下之理，喜好忿惧无以怫其正，推恻怛之心而形于施为之际，始乎闺门衽席之中，相与笃好于善，吾所以自治者尽矣。然后取群圣人所以遗后世之法度，考天下之材，如操权衡而不掩于轻重之私。君臣之德协，而所以为治之体则又要而不烦，以四海九州之民，俯仰以听朝廷之謦咳好恶，足以为其劝禁。然内劫于饥寒之欲，彼唯骛死不给，尚何劝禁之能加哉？于是为开其衣食之具，人受之田而不踰于百亩。四民之劳，农最其甚，不能诎害于前，致利于后，则彼孰肯戮力以趣耕织哉！故什而税一，旱乾水溢，饩廪之赒必先于农，祭祀丧纪又与之赊贷。天子之于粢盛，王后之于祭服，率之以身而不耕者，有里布屋粟之出，罢士无伍，罢女无家，工商以用物售，而奇丽淫巧，自不能行于天下，设有作者，又随之以戮辱。天地之财，出于人无穷，而费于人有节，弱不诎于强，贫不夺于富，衣帛食肉者以其时，而父母之养、妻子之畜，人毕得其欲。而党庠、遂序、国学之制出乎其中，教之以六德、六行、六艺，纠之以八刑，防之以五礼、六乐。自天子视学而王世子入必以齿。民听观于耳目之馀，而尽有以入于腹心之久，销忿斗之欲，而自然行修于家，又况族师书其孝弟而为之劝乎！奇言异行，无门以入，而万有一出，则上所以俟之之道已尽，而屏弃之法行焉。于是贤能之兴，可以因一时之民，而无有罔上者。不唯陶冶之俗，人不为欺，而设法之意有其序也。夫行之见于众，则察于族师，至于德艺之实，非朝廷之人不足以知之，乡大夫为之察焉。士之学也，内极于妙万物之神，而外之于行身，未尝不同于人。其未命也，献焉曰馈，王拜以受贤能之书，盖养士之节至于不诎，以谓夫上所以求下者，为其能左右吾治而已，岂系夫势之可以致人哉！一日仕于朝廷，则利不足以动心，而义至于得已。上揆天下以道，类其材而为之，使平水土者必以为司空，播百谷者必以为后稷。于是人奋有为之心，而上又济之以悃悃不懈之意，淬濯磨砺，以新其器。虽一时之人有不待劝禁以宿功，然而以天下万世为之法度。于是继之以九载考绩之政，幽明无以廋其实，而加之以黜陟，民卒心服，而赏罚始足以为其劝禁也。孟子曰「天下心服而王者」，此之谓也。此其所以士之处者笃于自治，而仕者能称其官也。策曰：「当是之时，百度修而万事理，故上下富足，百姓和乐而臻于仁寿。施及鸟兽草木，皆遂其性，至于蛮夷附焉」。所谓百度修而万事理者，盖尽得其人而为之用，君臣推躬行之实于困任原省之际。受田以耕，财生于人而用不浮于财，族坟墓，黜朋友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行役以时而无征伐役役之勤，仓廪有蓄而无饥馑流亡之患，养生丧死皆尽其理。此所以百姓和乐而臻于仁寿也。下至于鸟兽草木之微，毕为之纲纪。不麛不卵，不刳胎，不覆巢。獭祭鱼，然后渔人入泽梁；豺祭兽，然后田猎、斧斤以时入山林。以圣人之心，仁民而爱物，不忍深揃血气之类，然而皮革栋宇必资于鸟兽草木，杀之不以时，费之不以节，则物屈而不能赡人之用。此圣人所以仁于爱天下之物，而智于养天下之财。故《鸳鸯》之诗称「明王交万物有道」，而《鱼丽》美其「能备礼」也。《书》曰：「惇德允元，而难任人，蛮夷率服」。夫德修于内者，未尝诎于外也。虽然，德修而无其政，则亦不定以持久为。夫夷狄之鸷，而俗唯骑射之事。然中国什伍其民，而天下之农尽为之兵，族有正，党有师，而天下之吏尽为之将目。男子之仕，举弧矢于门，而示其必有事于四方。会同宴饮，未尝无射，而又教之为庠序之艺。士之举也，行同能耦，则又以射别之。俗之所薰，人自致好，又况利诱其后，而实足以捍患于身。以夷狄之长，而当中国之备，不待教而胜负之势已决矣。虽然，犹以为未也。疆埸之守尽择其人，而教之渐磨，士能死制，接之以恺悌之诚，而聘之以忠信之使。自非鸟兽之不可驯，则孰敢无名以震中国，而自抵覆巢披鷇之祸哉！此先王所由之术也。自先王之泽竭，而秦尽黜其为治之迹，所以后之有天下者，患先王之道难行。而书之所存者，盖其略也，漂漂以逐波澜之馀，而不穷其源，此所以遗意尝汩于传注之说。窃尝以谓因其迹而求之以理，夫何远哉？然而有其德兼其势，欲为而不能速其效，孟子所以谓「文王百里之起为难」也。自唐隳其业，而海内壤裂疆分，凡五十载，而正朔始一于宋。盖元元厌难，愁祸假息日月，而天诱太祖太宗之神武，洗沐九州，以传四圣，帖然百年之中，而四圣求理之意，无一日之懈。以夫文武之忧勤，遗太平于子孙，世才几传，而康王已有晏朝之刺，由是而知今日之隆，可谓轶于前世矣。宜乎颂功神明，以示无极。而策曰：「士寡廉耻，而希合茍且之俗盛，至于举选甚弊，而百职未修。上下之财不赡于用，元元匮急而轻于抵罪，鸟兽草木未遂其性，蛮夷戎狄至勤于禦备之策。其不能方古者何欤」？此诚至虑者之所宜諰諰以忧也。窃以谓古之欲有为者必于其始视其时之何如，救之常以何术，虑熟于己，谋熟于人，然后出号令，行政事。所以治有体而功有诚，如夏、商、周之忠、质、文迭相为救也。其下至于齐桓之用管夷吾，秦孝公之用商鞅，尤且反复咨诹，不疑于心，然后措之于事，故随其体之浅深而见效也。窃敢妄议今朝廷之所尚者，何也？陶冶之俗宜出朝廷，而今则不然也。庠序虽设而家自有师，以口耳诵听、章句文辞之能，来应有司，而未尝核其行义。虽有保任之状，一切文具而已，高爵隆名毕取于此。虽卓荦之贤，固不乏于用，而侥倖以得者多矣。令一有之，尚足以起妄进之心，况其多乎！此所以寡廉耻而希合茍且之俗盛也。自茂才进士试之以策论，绪馀犹及古今之治乱，然已不足以得士矣，又况明法之类乎！不唯无补，而又有害也。所谓百职之不修者，盖始所以得仕之时，自廊庙以至管库，未赏试其为政之能。已仕而使之以一人之材而尽阅百职之治，盖舜之命九官，而夔不可代伯夷之典礼，况以夫陶冶所及之人，而必欲贤于九官乎。虽有考绩之文，自非罪入于吏议者，四岁一迁其官，未尝核其实也，然则孰不养交安禄以幸迁乎？管子曰：「使人于不争之官，各长其所长也」。扬子曰：「真不真，伪不伪，则政不核」。无乃反于是欤？所谓上下之财不赡于用，元元匮急而轻于抵罪者，窃以为今之于生财既失其本，而理财之方又未尽也。夫天下之衣食赋役，毕出于农，朝廷所以闵农之意甚笃，而加吏以劝农之名。虽然，不设法使吏有以守，而徒加之以名，未见其得也。盖变俗之荣辱，必自朝廷能使人荣于力本，而以兼并为辱。财赡于用，今豪宗大姓跨阡陌以售田，而操耒耜机杼之氓隶乐岁不厌于糠籺，是果能操荣辱之实乎？吏非诏令之督责，而视田之可兴者不以缀心，弃九谷之利于墟莽，而遏千里之灌于污潴，惮须臾之劳，而遗万世之利者多矣，此其失生财之本也。室庐器用，嫁娶葬送，不严其等杀，而闾巷之黔首侈于王公。工商无奇伎淫巧之禁，而用物常诎于异物。朝廷虽丁宁，欲以俭率海内，而有司裁费者又不臻其要。盖闻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」。以俭救奢，此盛德之举也。宜择群臣熟讲裁费之实，而法自禁中断之以必，则俗可易也。昔贾谊谓文帝绨袍革舄，而富人屋墙被文绣，范宏之论晋武帝焚雉头之裘，而天下奢侈逾甚，虽有良心，而法制不立也。上下之财不赡于用，元元匮急，轻于抵罪者，不出于是乎？所谓鸟兽草木未遂其性，蛮夷戎狄至于勤禦备之策者，盖先王之法度既诎，而人且有失其性者，又况其下乎！虽然，以百年之承平，生息蕃衍，所以用于人之物，宜有以爱养之。今徒禁其一时之暴殄，而禁未必行。至于长林荒翳。千寻之才，大蔽牛马，伐不以时，而仅馀于槎蘖。嗟夫，薮牧养蕃鸟兽，虞衡作山泽之材，此先王之政，而今皆无其官。使平民擅薮牧山泽而有侥倖之利，岂均无贫之意哉！至于所谓蛮夷戎狄之勤禦备者，其渐以此也。而今之为中国患者，特西北二虏而已。捐数十万之赂以啖其无厌之求，尤敢崛强以嫚文告。切以为彼敢为此，乃天所以激吾中国求理之意，传曰「请释楚以为外惧」者是也。茍朝廷警戒以新其治，使至于圣人内外无患，岂不韪欤？策曰：「放于古而不迂，近于今而不卑」。切以为孟子曰「为政不因先王之道者，可谓智乎」，盖因其道者，非谓迹也，以尧舜之道一也，而时之相去近也。舜因巡守，改修其五礼。迹有先后之异，不害其为稽古也。若夫井田不可以一朝复，力本以生财，而租庸之法庶乎其可也。置学校以教士，革举选以求材，因能使人，而考功罪以实，上示之以好恶，而变其希世茍且之俗，为之以渐，而劝禁有其效，率其下安，谨守而力行之，则先王之道有不尽复乎？虽然，在乎一其心而已矣，故伊尹曰「一哉王心」者，此也。孔子语为邦曰「乘商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舞》」，盖先王之道有本末，治人行己，至于礼乐极矣。舜之任官，伯夷以乐教胄子，而任伯翳治鸟兽草木之后。以仲尼七十子之间，而唯语颜子以礼乐。虽然，当周之文敝，思救之以质，于是喟然叹曰「吾用之则从」，《先进》曰「从我于陈、蔡者，皆不及门」，而于此唯许颜子以礼乐也。然行其意谨其数，本末不可以相舍也，各因其时而已矣。孔子曰：「乐云，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！礼云，礼云，玉帛云乎哉」！而扬子曰：「玉帛不分，钟鼓不云，吾无以见圣人矣」。此其意也。然则，以今日言之，能尽治人之实如虞舜之时，则商辂、周冕、《韶舞》之议也，固有待焉。朴陋不足以称下问。

世之言乐府者，知其起于汉魏，盛于晋宋，成于唐，而不知其源实肇于虞舜之时。舜命夔典乐，教胄子，而曰：「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」。及《益稷》篇叙舜与皋陶赓歌之词而曰：「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百工熙哉！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庶事康哉」！则歌诗之作自是而兴，至孔子删《诗》定《书》，取三百六篇，当时燕飨祭祀下管登歌一皆用之。乐府盖起于此，而议者以谓自汉高祖作《大风歌》，使沛中小儿和而歌之乃有乐府。是不然。《雉朝飞》者，齐宣王时牧犊子之所作也。《薤露歌》者，田横死而门人作此歌以葬横也。《秋胡行》者，秋胡子之妻死，后人哀而作焉。秋胡子，鲁人也。《杞梁妻》者，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。杞植战死而其妻哭之哀。植亦齐人也。凡此之类不一，皆见于春秋、战国之时，则其来远矣。魏、晋、宋历唐，而其作益多。后人之作，其不与古乐府题意相协者十八九，此盖不可得而考者，余不复论，独恨其历世既久，事失本真。至其弊也，则变为淫言，流为亵语。大抵以艳丽之词更相祖述，至使父子兄弟不可同席而闻，无复有补于世教。陈后主时，东海徐陵序《玉台新咏》十卷，谓之艳歌词。肆帷幄之言，渎君臣之分，此谓害教之大者。至于古人规箴训诲之意，伤今思古之作，与夫感创时物，纪述节义，使后人歌咏其言而有悲愁感慨之意，则为之扫地矣。然而歌词之丽，如梁简文、陈叔宝辈，皆以风流婉媚之言而文，以闺房脂泽之气婉而深，情而有味，亦大有可人意者。至唐而诸君子出，乃益可喜。余尝评诸家之作，以谓李太白最高而微短于韵，王建善讽而未能脱俗，孟东野近古而思浅，李长吉语奇而入怪，唯张文昌兼诸家之善，妙绝古今。近出张右史酷嗜其作，亦颇逼真。余尝见其《输麦行》，自题其尾云：「此篇效张文昌而语差繁」。则知其效籍之意盖甚笃，而乐府亦自是为之反魂矣。因集古今之作，如古乐府所载及诸公文集中有之，及《文选》、《玉台》、《唐文粹》类悉编次成书，为三十卷，谓之《古今诸家乐府》。至于事之本源，时之废兴有不同者，吴兢言之详矣，此不复考焉。

序曰。珠韬玉札云。太上老君降迹行教。远近有四。其一。历劫禀形。随方演化。即千二百号百八十名。散在诸经。可得徵验矣。其二。此劫开皇之始。运道之功。孕育乾坤。胞胎日月。为造化之本。天地之根。播气分光。生成品汇。自五太之首。逮殷周之前。为帝王师。代代应见。即郁华录图。广成尹寿。因机表号是也。三皇迭往。五帝不归。云纪龙师。时迁数革。鸟官火运。川逝风移。步骤不同。浇淳渐变。虽揖让斯在。而干戈屡兴。阪泉有剪戮之师。丹浦有专征之旅。智诈行而太朴隐。仁爱显而孝慈生。元默希夷。日以寝薄。陶唐以耄昏厌位。虞舜以历试登庸。忧轸万方。服勤庶政。老君号尹寿子。居于河阳。以道德真经降授于舜。经之旨也。道以无为居先。德以有称为次。亦犹三皇之书。言大道也。五帝之书。言常道也。其下薄裁非之义。节兼爱之仁。损俯仰之礼。挫铦巧之智。斥用兵之暴。抑谲诈之谋。使人复朴还淳。以无为无事为理。舜虽力而行之。窜凶举相。明目达聪。敦睦九族。平章百姓。而恬和清静之道。莫能致也。故禹汤之后。天下为家。各亲其亲。各子其子。大道既隐。元化不流。礼乐滋繁。政刑大用矣。其三。老君以商阳甲子代降神寓胎。武丁之年。诞生于亳。即今真源县九龙井太清宫是其地也。或隐或显。潜化偫方。当周昭王癸丑之年。以此二经授关令尹喜。传于天下。世得而闻焉。其四。将化流沙。与尹喜期会于西蜀青羊之肆。示现降生。即昭王丁巳之年也。此道德经自函关所授。累代尊行。哲后明君。鸿儒硕学。诠疏笺注。六十馀家。则有节解上下内解上下想尔二卷。河上公章句严君平指归十四卷。山阳王弼注。南阳何晏。河南郭象。颍川钟会。隐士孙登。晋仆射太山羊祜。沙门罗什。沙门图澄。沙门僧肇。梁隐居陶宏景。范阳卢裕。草莱臣刘仁会。吴郡徵士顾欢。松灵仙人晋人河东裴楚思。秦人京兆杜弼。宋人河南张凭。梁武帝。梁简文帝。清河张嗣。梁道士臧元静。梁道士孟安排。梁道士孟智周。梁道士窦略。陈道士诸糅。隋道士刘进喜。隋道士李橎。唐太史令傅奕。唐嵩山道士魏徵。法师宗文明。仙人胡超。道士安邱。道士尹文操。法师韦录。道士王元辩。谏议大夫肃明观主尹愔。道士徐邈。直翰林道士何思远。衡岳道士薛季昌。洪源先生王鞮。法师赵坚。太子司议郎杨上善。吏部侍郎贾至。道士车弼。任真子李荣。成都道士黎元兴。太原少尹王光庭。道士张惠超。龚法师。通义郡道士任太元。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监申甫。岷山道士张君相。道士成元英。汉州刺史王真。道士符少明。元宗皇帝所注道德上下二卷。即今所广疏矣。所释之理。诸家不同。或深了重元。不滞空有。或溺推因果。偏执三生。或引合儒宗。或趣归空寂。莫不并探骊室。竞掇珠玑。俱陟钟山。争窥圭瓒。连城在握。照乘盈怀。敷宏则光粲缣缃。演畅则䌽文编简。语内修则八琼玉雪。雰霭于丹田。九转琅膏。晶荧于绛阙。尽六气回环之妙。臻五灵夹辅之功。忘之于心。息之于踵。得无所得。而了达化元矣。语品證也。则摆落细尘。超登上秩。游八外而放旷。指三境而跻升。蹈太乙之位矣。而总内外之要。兼人天之能者。未有其伦。我开元至道昭肃孝皇帝降神龙变。接统象先。戡内难以乘乾。咨中兴而御极。无为在宥。四十五年。汾水襄城。靡劳辙迹。具茨大隗。自得朋游。廓八溟为仁寿之庭。普万宇为华胥之国。至道至德。超哉明哉。钦若尊经。本朝家教。象系不足以拟议。风雅不足以指陈。横亘古今。独立宇宙。虽诸家染翰。未穷众妙之门。多士研精。莫造重元之境。凝旒多暇。属想有归。躬注八十一章。制疏六卷。内则修身之本。囊括无遗。外即理国之方。洪纤毕举。宸藻遐布。夺五云之华。天光焕临。则两曜之色固可以季仲十翼。辉映二南。若亲禀于元元。信躬传于太上。冠九流而首出。垂万古而不刊。则大风赤雁之歌。诚难接武。典论金楼之作。讵可同年。但以疏注之中。引经合义。周书鲁史。互有发明。四始漆园。或申属类。后学披卷。多瞢本源。辄采摭众书。研寻篇轴。随有比况。咸得备书。纂成广圣义三十卷。大明在上。而爝火不休。巨泽溥天。而灌浸不息。诚不知量。粗备阙文。天复元年龙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子序。

臣以莱孱，幼无秀业，依天宅照，藉海凭澜，王爵早加，藩麾夙树。进不能闲诗西楚，好礼北河；退无以振采六条，宣风万里。怀惭起惧，载溢心颜。而皇明辉烛，照被弥远。遂乃徙旆淮区，迁金济服，朱骖出邸，青组临方。瞻惟徵宠，俯仰忘历（《初学记》十）。

夫君子小人，类物之通称。蹈道则为君子，违之则为小人。屠钓，卑事也；板筑，贱役也。太公起为周师，傅说去为殷相。非论公侯之世，鼎食之资，明󰈼幽仄，唯才是与。逮于二汉，兹道未革，胡广累世农夫，伯始致位公相；黄宪牛医之子，叔度名动京师。且士子居朝，咸有职业，虽七叶珥貂，见崇西汉，而侍中身奉奏事，又分掌御服，东方朔为黄门侍郎，执戟殿下。郡县掾吏，并出豪家，负戈宿卫，皆由势族，非若晚代分为二涂者也。汉末丧乱，魏武始基，军中仓卒，权立九品，盖以论人才优劣，非谓世族高卑。因此相沿，遂为成法。自魏至晋，莫之能改，州都郡正，以才品人，而举世人才，升降盖寡。徒以凭籍世资，用相陵驾，都正俗士，斟酌时宜，品目少多，随事俯仰，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，上品无贱族者也。岁月迁讹，斯风渐笃，凡厥衣冠，莫非二品，自此以还，遂成卑庶。周汉之道，以智役愚，台隶参差，用成等级。魏晋以来，以贵役贱，士庶之科，较然有辨。夫人君南面，九重奥绝，陪奉朝夕，义隔卿士，阶闼之任，宜有司存。既而恩以狎生，信由恩固，无可惮之姿，有易亲之色。孝建泰始，主威独运，空置百司，权不外假，而刑政纠杂，理难遍通，耳目所寄，事归近习。赏罚之要，是谓国权，出纳王命，由其掌握，于是方涂结轨，辐凑同奔。人主谓其身卑位薄，以为权不得重。曾不知鼠凭社贵，狐藉虎威，外无逼主之嫌，内有专用之功，势倾天下，未之或悟，挟朋树党，政以贿成，鈇钺疮痏，搆于床笫之曲，服冕乘轩，出于言笑之下，南金北毳，来悉方艚，素缣丹魄，至皆兼两，西京许史，盖不足云，晋朝王石，未或能比。及太宗晚运，虑经盛衰，权倖之徒，慑惮宗戚，欲使幼主孤立，永窃国权，搆造同异，兴树祸隙，帝弟宗王，相继屠剿。民忘宋德，虽非一涂，宝祚夙倾，实由于此。呜呼！汉书有恩泽侯表，又有佞幸传。今采其名，列以为恩幸篇云。